“不过，从前年开始，他在相关问题中的态度和立场就发生了变化，”格布斯金继续说道，“在针对文化领域的若干问题上，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志的立场开始变的柔和，这一点从他对待李森科的问题上，就能看得出来。”
维克托点点头，此前他曾经特别关注过有关李森科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他也知道那个藏身在乌克兰的学阀曾经给日丹诺夫同志写过信，要求对方支持他对“唯心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展开批判。但日丹诺夫同志非常憎恶李森科动辄以米丘林学派大师自居的丑恶嘴脸，因此，不仅明确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而且还给苏联科学院写了一封信，要求科学院做出决策，将李森科调离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岗位。只是当时日丹诺夫同志的建议，遭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反对，这才未能获得通过，否则的话，李森科估计早就被下放到某个集体农庄去做农夫了。
其实，主政列宁格勒这段时间以来，随着工作的深入，维克托对日丹诺夫同志，或者说，是对列宁格勒派所奉行的那一套理论，也逐渐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他看来，日丹诺夫同志的观点和立场，也不是一蹴而就便形成的，准确的说，即便是在列宁格勒大围困期间，他所奉行的观点和立场，也还未曾成型呢。
日丹诺夫同志的理论真正的成型，还是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也就是在联盟开始全方面的展开重建工作之后，才逐渐系统化，并最终成型的。
为什么列宁格勒派能够在战后短短几年间，迅速的发展壮大起来？为什么日丹诺夫同志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能够在短短几年间迅速的膨胀起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日丹诺夫同志的观点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党内一大批人的支持和理解。
过去几年里，维克托一直都在莫斯科中央工作，他鲜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地方，尤其是基层实际工作的现实情况，所以，他对于大政方针的构想，或许可以高屋建瓴，但却难免是不接地气的。而在主政列宁格勒之后，尽管时间还很短暂，但有些过去看不到，或是看不清的问题，现在总归是能够接触到了。
以维克托当前的眼光来看，现如今联盟的内部矛盾其实已经很严重了，而这里所说的内部矛盾，主要是指民众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与联盟落后的消费品、粮食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联盟所生产的粮食以及生活必需品，根本不够人们吃的，也不够人们用的。
过去，维克托身在莫斯科，他根本体会不到这一点，因为莫斯科不仅联盟的首都，全国的粮食和物资，首先就要保证对莫斯科的供给，所以，莫斯科的市场一片繁荣，人们看上去似乎什么都不缺。
可是出了莫斯科呢？即便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列宁格勒，粮食和基本消费品的供应都算不上多么充足。因为列宁格勒给了企业足够的自主权，因此，列宁格勒出现了大批的糖果厂、制酒厂，可即便是如此众多的糖果厂、制酒厂，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供不应求的。大量来自联盟各地的非法经营者，以行贿方式从这些糖果厂、制酒厂购买商品，再以走私的形式将糖果、伏特加运输到联盟各地，在黑市上出手，借以赚取巨额的利润。
这种地下经济的存在和蓬勃发展，都充分说明了一点，即联盟的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它甚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的长治久安了。
维克托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矛盾应该是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前，便已经长期存在了，而在那个时候，这种矛盾之所以没有凸显出来，一方面是因为联盟在国际上相对封闭，民众不了解西方国家的状况，因此，对这种消费品不足的状况，还没有太多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联盟内战刚刚结束不久，国家还始终面临着外部入侵的威胁，所以，高企的外部矛盾转移了国内的视线，这才使得这一矛盾没有上升到高度对立的程度。
可是随着卫国战争的结束，再加上联盟在军事实力上已经优于当年的欧洲对手，外部矛盾开始变得相对缓和。与此同时，卫国战争期间，联盟封闭性的社会打开了一个缺口，苏联人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于是，联盟便开始直面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的挑战了。